朋友们最近有看《我不是药神》吗？火爆朋友圈、甚至火爆整个网络。
要说当下最火的电影，那必定是《我不是药神》了。这部口碑接近满分、票房持续飙升的现象级影片，直击“生不起病”的社会现象，给观众们带来欢笑和感动。
《我不是药神》的故事，围绕着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展开。
在影片中，“格列宁”是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唯一救命良药。可还在使用小灵通的时代里，四万块一瓶的价格无疑相当于天价，普通家庭怎么承受得起？
印度倒是有仿制“格列宁”的制药厂，药效相似度达99.9%，却只需要两千块钱；可这种仿制药没有获得销售许可，无法流入国内。
那是2002年的中国，医保体系还没完善。相关的药物得不到报销，为了活命，患者只好“吃掉了房子，吃垮了家人”。
好在，片尾处，前来接程勇出狱的曹斌告诉我们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“格列宁”已被纳入医保报销名单，“有啥别有病，没啥别没钱”的情况得到了缓解。
趁着热度，小编也去电影院看了《我不是药神》。这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可看完后小编只觉得心里堵。
医保体系在完善，覆盖面也愈来愈广，可所谓的天价药，远远不止“格列宁”一种。助听器仍没有被纳入医保，人工耳蜗的报销条件限制较多——谁来做听障群体的“药神”？
助听器也好，人工耳蜗也好，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主要是进口品牌。助听器有丹麦瑞声达、瑞士峰力、美国斯达克、丹麦唯听等等；国内的人工耳蜗市场，则被来自美国、奥地利、澳大利亚三国的知名企业，占据了半壁江山。
助听设备的价格昂贵，头一个理由是无可厚非的：企业在研发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因此必定要向市场回收成本。
但除此以外，在拿到国内销售许可证前，助听设备需要经过层层审批，而期间的时间成本和试验成本，势必要由听障群体来买单。最终，助听器或人工耳蜗在国内上市时，价格往往比国外高出了1-2倍，而上市时间却已晚了好几年。
动辄上千甚至上万的助听器和人工耳蜗啊，想想还是觉得心疼。
助听设备的费用报销，真的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持吗？小编收集了些资料，整理如下：
1、助听器
医疗保险对药物和医疗设备的报销有一定的规定，如甲类和乙类药物是可以报销的。其中，甲类药物由于是临床必需、使用广泛、疗效好的药品，因此属于全额报销；乙类药物则一般报销90%，个人承担10%。而一些进口的药物、医疗设备，则不属于报销范围。不巧的是，助听器正位列其中。
2、人工耳蜗
据了解，吉林、辽宁、河南、安徽、上海、湖南、浙江、广东都已将人工耳蜗器械纳入医保报销行列，其中，浙江省只将诺尔康品牌的人工耳蜗列入医保。报销的对象一般是针对18周岁以下的聋儿，以帮助语前聋的孩子们尽快实现语言康复。
影片里最打动小编的，还是那五人贩药小分队。宁愿倒贴钱销售“格列宁”来救助白血病患者的程勇，为了家庭和孩子的未来而顽强生存的吕受益，在酒吧跳钢管舞只因要给女儿治病的刘思慧，从家里偷偷跑出来不愿父母担心的黄毛，时常把“愿主保佑你”挂在嘴边的神父……他们也不过是你我这般的芸芸众生。
据最新资料显示，我国共有听力语言残疾2057万人，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.67%。其中，患有重度及重度以上耳聋的900万群体里，大多需要助听设备来唤醒小耳朵。
可目前，助听器和人工耳蜗的使用率仍比较低，绝大多数的聋人朋友，依然在无声世界里茫然地徘徊。
为了听见声音，我们的生命被迫“明码标价”。
《我不是药神》到最后，面对法官的审判，程勇说了这么一段话：“我犯了法，要怎么判我，我都无话可说。可是我看到这些病人，我心里难受。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，只能等死，甚至自杀。我相信，今后会越来越好的，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吧。”
听觉有道同样也希望，助听器和人工耳蜗能早日成为“民生用品”，成为用得起、用得上的助听设备，让更多的听力损失、聋人朋友能听见声音，拥抱真正的大自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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